aqd| 东西问|在历史峡口,回看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友谊

来源: 新华社
2024-01-17 00: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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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D(Air Quality Detection)是指空气质量检测技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空气质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AQD技术的引入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与掌握所处环境中的空气质量状况,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本文将围绕AQD的意义、原理以及现实应用进行探讨。

一、AQD的意义

空气质量是大气中有关物质的组成、结构、形态、分布、运动和变化的总和,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糟糕的空气质量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健康危害,如呼吸系统疾病、心脏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等。因此,了解并监测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对于保障人类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AQD技术的出现使得空气质量监测更加方便、高效、准确,同时也能够提供详细的数据分析,助力环境保护部门及相关机构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公众的健康。

二、AQD的原理

AQD技术主要包括空气质量传感器、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以及信息发布系统。传感器负责探测和采集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数据,将其转换为电信号,并传输给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而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则负责接收、处理和分析传感器传输的数据,能够实时监测和评估空气质量,同时提供相应的数据报告和预警信息。最后,信息发布系统将处理好的空气质量数据及时发布给公众,使大众能够了解空气质量状况,从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健康风险。

三、AQD的现实应用

AQD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首先,它可以用于监测城市环境中的空气质量,了解城市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和浓度分布,从而制定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环保政策。其次,AQD技术能够帮助人们选择更加健康的出行路线和时间,避免高污染区域,减少对健康的威胁。此外,一些企事业单位也会使用AQD技术,以确保员工的工作环境符合国家标准,保护员工的身体健康。此外,个人用户也可以借助AQD设备在家中进行空气质量检测,从而采取相应的净化措施,提高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AQD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保障公众健康、推动环境治理,更体现在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为人们创造舒适健康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应当积极推广和应用AQD技术,共同携手构建洁净、健康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新、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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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月15日电 题:在历史峡口,回看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友谊

  作者 李晗雪

  北京阜成门大街一处幽静之所、现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坐落着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之墓。当时,让外国人葬在中国首都本不合礼法,但和善勤学的利玛窦,不仅带来西方新知,更“渐染中华之教”、著述有称,受人敬重,故破例获得万历皇帝御赐墓地。庄重洁白的墓碑,亦是这段中西交流史事的纪念碑。400多年前,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们的交往、尤其与徐光启的友谊,写就了一段文明交流佳话,展现了文化相遇之妙。他们的交往在历史长河中静水流深,在全球融合加深而呼唤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峡口,愈现光辉。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利玛窦墓(中)和外国传教士墓地。徐皇冠 摄

  一个士大夫,一个传教士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他来中国后,感到“基督教在中国人民中不引起兴趣”,因此首先花时间研习汉语、中国礼俗及儒家经典,并通过西方书籍、世界地图、天文仪器等吸引人们兴趣,与士大夫交游。

  利玛窦将西洋历法、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并带来了吸收欧洲地理大发现成果的世界地图,令明代中国人大开眼界。同时,他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为读者留下“中国札记”,其出版轰动了欧洲,被认为继马可·波罗之后“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

  毫无疑问,利玛窦在多方面奠立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这种成就,自然与他“入乡随俗”、乐于学习的开放和敬诚态度不无关系,也得益于结识了中国挚友徐光启。

2010年4月,“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展在上海展出。井韦 摄

  徐光启是上海人,最初因见到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而知有“利先生”。1600年,两人在南京会面,1604年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再会利玛窦,后登甲榜、入翰林;在北京的几年中,两人交往甚深。徐光启阅读利玛窦翻译的西方哲学、伦理学书籍,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及基督教教理,自称“余亦以间从游请益,获闻大旨”“盖其学无所不窥”。利玛窦也对徐光启称赞有加。为便于向利玛窦请教,徐光启还在利玛窦住宅附近租了房屋居住读书。

  在利玛窦影响下,徐光启习得西方天文、历法、舆地、算术、水利、军事火器等学科知识,后来,两人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在利玛窦病逝后,徐光启又与其他耶稣会传教士合译《泰西水法》,“以此竞利先生之志也”,并自撰《勾股义》、介绍番薯的《甘薯疏》等,继续向中国社会介绍科学知识。这些著述,称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终年59岁。据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逝世时,众多朋友、“大臣们和其他地位很高的人们”赶来吊唁。抬棺进入墓地之时,“保禄博士(即徐光启)尤其悲恸……他对利玛窦神父尤其诚挚。他是一位高官显宦,但也悲伤流涕作为他友谊最后伤感的表示……”

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内,徐光启墓园的雕像。陈玉宇 摄

  如今,这对异国友人已离世数百年,但两人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互动,仍为中欧珍视和延续。

  再从东向西看:中国的思想比想象更包容

  收藏于上海中华艺术宫的当代画家李根之作《对话——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化盟约》,再现400年前这对友人的亲密交往:摆放着地球仪和各式书籍的木桌两旁,身着儒服的利玛窦与官员着装的徐光启展开对话。

  在1667年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所著的《中国图说》中,徐光启画像下有“Magnus Sinarum Colaus, Legis Christianae Propagator”的拉丁文介绍,意为“伟大的中国学士,基督信仰的宣教者”。

《中国图说》书中徐光启画像下有“Magnus Sinarum Colaus, Legis Christianae Propagator”的拉丁文介绍。

  西方传教士融入中国文化,中国士人学习、接受与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甚至思想信仰,其中的文明交流互鉴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东西问智库”学术顾问张西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采访时谈道,从晚清到今天,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中国人也应有更大的胸怀、以更平和的态度看待世界,要像徐光启那样,抱持开放、宽容、健康的心态。

  “中国人不需要回到晚清的悲情。中国已经强大,现在特别需要一种健康的心态,来走出晚清悲情。”张西平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东西问智库”学术顾问张西平。易海菲 摄

  再从西向东看:欧洲有与东方交流的遗产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徐光启、利玛窦之间的关系是友谊。并且,他们的文化差异是两人友谊的核心,他们都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语言、知识体系与信仰。”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竺易安(Elisa Giunipero)接受中新社“东西问”采访时说,传教士利玛窦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士人徐光启希望振兴晚明社会,他们都怀着极大的开放性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展交流,因为他们相信,彼此的对话既会充实个人,也会推动各自的国家前进。

  竺易安认为,利、徐二人的交往引导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的复杂多元,而不是对之感到恐惧。欧洲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化鸿沟,相反,彼此影响程度远超一般认知。利、徐二人的交往,展现了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可能实现的平等与和谐,这正是今日世界亟需重拾的。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竺易安。本人供图

  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

  “1500年至1800年间的交往,是中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尤其对西方来说,应该学习利玛窦和而不同的‘合儒’精神,特别是面对逐渐发展的中国的时候。”张西平对中新社记者说。

  《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这样记录着对中国细致认真的观察和描述:“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且游历过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过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利玛窦曾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出赞叹,认为孔子是一位博学的伟大人物,四书五经是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他感到中国孝敬长辈、尊敬师友的美德超过其他民族,中国的机械工艺、中医以及天文与数学的许多分支一样发展可观。

利玛窦墓碑正中书写“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右侧小字为:“利先生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左侧为意涵相近的拉丁文。徐皇冠 摄

  同时,他也记录下封建帝王的妄自尊大、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败坏等等。全面而持平的记载,使利玛窦的札记成为后世汉学家珍贵的史料。耶稣会士加莱格尔(Louis J. Gallagher)1953年在英译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序言中写道:“我们敢说,自从三个世纪以前金尼阁的书首次问世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哪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的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

  不过,该序言也写道,《利玛窦中国札记》虽学术影响深远,在汉学家和中国史研究者以外却不大为人知。竺易安认为,要扩大人们对利、徐二人的了解,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两位人物应当同时被介绍给大众,因为不了解其中一个,便无法真正理解另一个。(完)

【编辑:张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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