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2020五矿砖一二| 东西问｜王蕴智：仓颉像为何镶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铜门上？

日韩2020五矿砖：连接两国建筑文化的纽带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为促进彼此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在建筑领域，特别是在2020年，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砖块产品——日韩2020五矿砖。这款砖块不仅成为了建筑装饰材料的一大亮点，更是连接两国建筑文化的纽带。本文将从材质、颜色和应用等方面探究日韩2020五矿砖，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材质的选择：结合传统与现代技术

日韩2020五矿砖的巧妙之处在于其选择了高质量的原材料，并结合传统与现代技术进行制作。这种砖块采用了优质陶土，经过高温烧制而成。同时，生产过程中融入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传统艺术工艺，使得砖块的表面拥有独特的纹理和手工感。这一巧妙的结合既保留了传统建筑材料的特点，又与现代设计理念相契合，使得日韩2020五矿砖成为了一种融合了中日韩三国文化的新型建材。

二、多样化的颜色选择：呈现不同风格的建筑魅力

日韩2020五矿砖在颜色选择上丰富多样，拥有从纯白到深黑的多种色调。这样的颜色搭配能够根据建筑风格和个人喜好来彰显建筑的独特魅力。比如，选用米黄色的砖块可以给予建筑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而黑色的砖块则能够营造出一种稳重大气的氛围。此外，砖块的拼接方式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多种变化，既可以采用传统的平铺方式，也可以创造出更具有艺术感的拼贴效果。无论是现代风格的建筑，还是传统古建筑，日韩2020五矿砖都能够为其增添独特的魅力。

三、广泛应用：建筑装饰的新选择

日韩2020五矿砖的出现，为建筑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装饰材料选择。它不仅可以应用于室内地面和墙面的装饰，还能够用于室外的立面装饰。同时，由于其具有防水、耐磨等特点，也可广泛应用于公共场所如商场、酒店等。除此之外，日韩2020五矿砖还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使得其在音乐厅、剧院等场所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青睐。随着人们对于建筑美学的追求不断提高，日韩2020五矿砖无疑将会成为建筑装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尾：

日韩2020五矿砖不仅在材质、颜色、应用上都呈现出多样性与创新性，更重要的是，它连接了中日韩三国的建筑文化，让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互相借鉴、交流。未来，随着中日韩三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日韩2020五矿砖必将取得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无论是建筑师还是普通民众，在追求对建筑的独特需求时，都可以将目光投向这种新型砖块，探索出更多的创意和可能性。

　　中新社郑州4月17日电 题：仓颉像为何镶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铜门上？

　　——专访河南大学甲骨学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王蕴智

　　作者 杨大勇

　　关于汉字的起源，“仓颉造字”传说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仓颉与中国谷雨节气、联合国中文日有何关联？仓颉像为何镶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铜门上？今年谷雨节气和联合国中文日前夕，河南大学甲骨学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文字学会名誉会长王蕴智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仓颉是谁？他的像为何镶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铜门上？

　　王蕴智：史料记载，仓颉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有着“中华文字始祖”之称，系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世本·作篇》《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说文解字序》等诸多典籍均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事迹，尤其在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为流传。

　　传说是历史的影子。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来，“仓颉造字”之说成为汉字源头的经典佳话，极富中华文化特征。可以说，围绕仓颉传说和以汉字起源为核心内涵的“仓颉文化”，是一项很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该图书馆约翰·亚当斯大楼左右两侧出入口铜门上，镶嵌着对世界文字有影响的人物，仓颉像和名字就在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仓颉的解说是：“中国文字的创造者。”仓颉不仅属于中国，也应该属于世界，这是对世界文化作出开创性贡献名人的崇敬，同时表明全球知识界对汉字文化根源的认同。

　　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着的汉字，是华夏仓颉式先哲人物的一个伟大发明。古往今来，汉字不仅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中所有用以区别西方文化的鲜明个性。

　　汉字作为优秀的文化基因，不仅为中华民族文化服务、传承了数千年，而且对东亚、东南亚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影响深远。联合国早已把汉字定为重要的世界通用文字之一。

　　中新社记者：仓颉与谷雨节气、联合国中文日有何关系？

　　王蕴智：谷雨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春天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结束，气温回升加快，自古有“雨生百谷”之说。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后人将落粟如雨的这一天，定为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

　　“仓颉造字”是古代先民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开端，上天感动于仓颉造字，因而以漫天的谷子雨来奖励仓颉，这是何等浪漫而瑰丽的想象，却也可见人们对汉字起源的崇敬。

　　每年谷雨节气在4月20日前后。2010年，联合国将中文日定为每年的4月20日，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

　　汉代先民将“仓颉造字”神化，故而谷雨有祭拜仓颉的民俗。“清明祭黄帝，谷雨拜仓颉。”出于对仓颉崇敬，在全国多地的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迹遗存，人们都会在谷雨节气前后举行拜祭活动。

　　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及全球范围内的学习汉语、汉字热潮不断升温。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深度开发和利用，也让汉字文化越来越受瞩目。联合国中文日的确立，主旨是加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促进中文的全球化发展，使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和欣赏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民间把谷雨这一天定为仓颉的祭拜日，又被联合国定为中文日，这也充分体现了全世界对人类文明创造者的敬仰和认同。

　　中新社记者：如何从汉字发展史观的角度看“仓颉造字”？

　　王蕴智：长期以来，“仓颉造字”之说多停留在神话传说和祭拜的层面。可以概括地认为，古汉字的产生是华夏仓颉式先哲人物造字智慧的结晶。

　　如从汉字发展史观的角度阐释，那就不应把“仓颉造字”简单地看成神话传说，而是要把仓颉式先哲人物当作客观真实的“字祖”，把纪念仓颉和汉字起源的命题都当作“仓颉文化”来开发保护，并着手进行汉字文明探源，从汉字发展史说明“中国的汉字从哪里来”。

　　毫无疑问，“黄帝之史仓颉”“仓颉造字”等传说独具中华文化元素，表明华夏文明和汉字文明是同步的，也反映出汉字符号系统是一种自源性的文化现象，是在远古华夏文明的大背景下独自起源的。

　　数十年来，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且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主要是在陶器上的刻画或彩绘符号，还包括少量刻写在甲骨、玉石器等上的符号。可以说，远古时代的刻画符号遍布中华大地，共同为解释汉字起源、追寻远古的仓颉开拓了新思路，提供了新线索。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远古先民曾经走过了从结绳记事、符号记事到发明文字的漫长历程，发明文字的人物远不止一个仓颉，远古仓颉式先哲人物也不止于一时一事。

　　甲骨文、金文等这些存活着的古汉字是汉字的基础，后世通过它们又不断孳乳出新字。就文字符号的功能来说，先民们自发明古汉字开始，就赋予了它强大的生命活力。汉字的演变、发展，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演化序列，各时期的汉语文字资料，都全方位地体现出汉字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

　　古汉字中的基本字形多取自与人们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着的形态和事物。先民造字时凭依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或注重形状轮廓；或注重姿态特征，随物赋形。仓颉式先哲人物造就了那么严密的文字结体和无与伦比的书写审美内涵，从而使文字的优秀基因传承至今。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古汉字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王蕴智：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世界上有多种古老文字，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如埃及的象形文字，西亚的楔形文字，印度的哈拉帕文字等。这些古老文字都没有流传下来，因种种原因而被历史风云所湮没。唯独汉字经久不衰，从古到今从未中断，像化石一样记录了汉字每一个时期的面貌。

　　中西方古老文字的文化差异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在文字和源头方面，汉字字源、早期表意符号的结体特点与西方文明古国的文字完全不同；二是从文字体制上说，西方较早地脱离了西亚和古埃及表意文字的结字体系，主要是利用古腓尼基人表音的字母来改造拼音文字，改制文字的王国族群频繁更迭；三是古今汉字一脉继承“仓颉造字”的智慧，从古籀(zhòu，古代汉字的一周字体，即大篆)到宋体字一直走方块表意汉字的路线；四是造字传说故事不同，中华的“仓颉造字”之说极富东方文化的人物刻画和黄河文明的烙印，西方文明古国造字的场景、在神话人物形象方面更富有宗教故事性和戏剧性。

　　与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字相比较，古汉字能够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并随着语言的丰富而不断成熟完善，且免于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古文字那样，在外来语言的催化和概念范畴的更新下，遭受夭折的命运。

　　汉字文脉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汉字既古老又现代，以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强大的超方言性著称于世，在世界文化的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王蕴智，1998年任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考古学、历史献学博士生导师。现任河南大学甲骨学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甲骨文与古代文明交叉学科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学术委员等职。长期从事古文字与古代文明方向的教研工作，尤致力于甲骨学与殷商史、商周文字考释及字源学等领域前沿课题的研究。先后主持完成《中原文化大典古文字卷》《河南历年出土甲金文研究大系》《中原出土商周铜器铭文的分域整理与研究》《甲骨文语料数据库开发及其文字释读研究》等多项国家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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